財政部還對生產革命產品（包括像章）的工廠給予特別的文化革命減稅獎勵。

菲律賓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安天浩（Enrico V. Gloria）向德國之聲指出，這是為了避免單一行政權力持續執政，杜特蒂參選副總統雖並未違憲，但違背了憲法精神，宛如「玩弄制度」，對民主而言是個壞消息，史前無例。菲律賓憲法規定，正副總統分開投票，兩人可能各自不同政黨，憲法雖規定總統不得連任，但並未明確規定總統不能參選下任副總統，或隔一任期後再參選。

他因為常上傳跟國際領袖的自拍照，被封為「菲律賓自拍王」。俄羅斯2020年舉行修憲公投，允許普亭可以連任總統一直到2036年。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，並受到刑事追究。吳安平說：「這對民主是個傷害，因為這個策略也為其他政客開了先例，他們可能會有樣學樣。同屬民主黨-人民力量（PDP-Laban Party）的杜特蒂和巴喬6月時在南海領土爭議上立場分歧，雙方鬧翻。

」他解釋，類似的手法在地方選舉很常見，現在則被用在國家選舉上。安天浩向德國之聲指出，杜特蒂決定參選副總統一事，對中國而言肯定是好消息，因為至少能確保杜特蒂有機會保有政治勢力，在外交政策上有其影響力，「友中路線」會存在。談及中國因素在當前歐台關係的阻礙，參與同場座談會、曾任瑞典智庫「斯德哥爾摩自由世界論壇」（SFWF）助理研究員安斯特倫（Philip Anstrén Johan）則表示，「公民外交」或許能成為問題解方的一種：「中國因素是歐盟長期的議題，並非在短時間內能有巨幅的變化。

」在挪威奧斯陸大學就讀人權碩士的運動發起人Joseph表示，這場訴訟是史上少數以人權挑戰國籍問題、從「個人經驗」出發的案例，並希望透過這個訴訟打破既有外交手段，累積由下而上的能量，讓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能被國際社會討論與理解。「在挪台灣人國際正名運動不只是場訴訟，更是一場由下而上發起的草根國際倡議。然而，2010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頒給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，引起中國官方的不滿，隨後並對挪威祭出政治、經濟反制手段。這樣的結果對台灣人來說，彷彿是一面時代的鏡子，照出台灣人在歐洲的倡議路尚有許多努力的空間，但也照出台灣與歐洲開啟深入對話的可能性。

」 今（2021）年7月底，比預期更早幾個月的時間，歐洲人權法院旋即以「顯然無任何根據（manifestly ill-founded）」拒絕受理此案。舉例來說，在陳水扁時代，有很多要求華航改名的呼聲，但都沒有成功。

然後這個努力的過程是有被歷史留存下來的。一狀告上歐洲法院，只為讓世界聽見台灣人的聲音 2017年，一群在挪威的台灣留學生因不滿挪威移民局把台灣人國籍註記為「中國（Kina）」，以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第8條內含的「身份認同權」為請求基礎，一路向奧斯陸地方法院提告、上訴到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，並在三級法院未開庭審理的情況下被駁回上訴後，將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議題，帶進歐洲人權法院尋求權利救濟。2010年以前，挪威政府允許台灣人在其居留證中駐記為台灣籍，並在許多行政程序中持續承認台灣公民和中國公民間的區別。為了安撫中國，挪威政府開始向中國讓步，表態支持「一中政策」，強迫台灣人以中國公民的身份申請居留權，並拒絕在居留證上註記台灣公民身份。

因此，想在民主國家推動正名，不論是以官方或民間的方式進行，人民意願是關鍵，也是第一步。但在民主社會中，國家所做的任何決策還是得以「民意」為基礎。去（2020）年7月，立法院經表決後，通過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提案，決議建請交通部應研提分期可行的華航改名計畫，顯示出台灣社會開始意識到「China Airline名稱確實需要調整。但作為個人，我們都能試著以公民外交的力量，向世界上更多人分享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。

然而，在國家認同尚未有明確共識的台灣社會，想談正名議題，眼下最棘手的難題無非就是與台灣人民溝通「正名的必要性」。文：陳艾伶（台灣數位外交協會社群企劃） 2020東京奧運，台灣選手表現亮眼，一舉拿下12面獎牌，締造台灣史上最佳奧運成績，大幅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。

當時空轉換到眼前的疫情，台灣人積極送出產能豐盛的外科口罩到外國，但卻因為華航名稱，被外國誤解是其他國家送的。以東奧正名公投為例，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表達意願，最後公投沒過，政府自然也就無法有所作為。

其中，由一群歐洲台灣留學生發起的「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」最令人印象深刻，深刻地感受到台灣民主世代的台灣青年，是多麼勇敢且迫切地，向世界、向自己宣告：我是台灣人「在挪台灣人國際正名運動不只是場訴訟，更是一場由下而上發起的草根國際倡議。然而，在國家認同尚未有明確共識的台灣社會，想談正名議題，眼下最棘手的難題無非就是與台灣人民溝通「正名的必要性」。但在民主社會中，國家所做的任何決策還是得以「民意」為基礎。以東奧正名公投為例，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表達意願，最後公投沒過，政府自然也就無法有所作為。當時空轉換到眼前的疫情，台灣人積極送出產能豐盛的外科口罩到外國，但卻因為華航名稱，被外國誤解是其他國家送的。

文：陳艾伶（台灣數位外交協會社群企劃） 2020東京奧運，台灣選手表現亮眼，一舉拿下12面獎牌，締造台灣史上最佳奧運成績，大幅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。但若失敗，這個台灣人為自己爭取權益、向國際社會發聲的過程，仍是個重要且珍貴的經驗：「台灣如果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話，至少我們努力過了。

日前台灣數位外交協會，與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共同舉辦「歐洲視角下的台灣：從人權出發」線上座談，國際非政府組織「無國界人權」（HRWF）顧問馮儒莎（Zsuzsa Anna Ferenczy）表示，因為歐盟的決策都必須通過成員國共同決議，而每個國家在各種議題上都有不同的立場，因此歐盟內部對中國議題恐怕永遠不會有共識。只能在中國框架下談台灣？公民外交將是突圍利器 十年前，歐洲各地正值「中國熱」，各國將崛起的中國視為新興機會，歐盟更在2003年把中國定位為「策略夥伴」（strategic partner）。

2010年以前，挪威政府允許台灣人在其居留證中駐記為台灣籍，並在許多行政程序中持續承認台灣公民和中國公民間的區別。但作為個人，我們都能試著以公民外交的力量，向世界上更多人分享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。

在政府決策需以民意作為後盾的情況下，如何讓人民意願一致就顯得非常重要。這樣的結果對台灣人來說，彷彿是一面時代的鏡子，照出台灣人在歐洲的倡議路尚有許多努力的空間，但也照出台灣與歐洲開啟深入對話的可能性。「人當然會有所謂的理想性，但比起跟談理想，講切身之痛是會更有用的。」長年關注國際公法、司法實務領域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人權諮詢顧問、刑事辯護律師洪偉勝認為，與大眾溝通「正名的必要性」時，訴諸高遠理想固然是一種方法，但若能讓大眾明白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國名問題可能會造成不方便、被誤解、被歧視的生活經驗，大眾自然更能共感。

為了安撫中國，挪威政府開始向中國讓步，表態支持「一中政策」，強迫台灣人以中國公民的身份申請居留權，並拒絕在居留證上註記台灣公民身份。去（2020）年7月，立法院經表決後，通過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提案，決議建請交通部應研提分期可行的華航改名計畫，顯示出台灣社會開始意識到「China Airline名稱確實需要調整。

然而，2010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頒給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，引起中國官方的不滿，隨後並對挪威祭出政治、經濟反制手段。一狀告上歐洲法院，只為讓世界聽見台灣人的聲音 2017年，一群在挪威的台灣留學生因不滿挪威移民局把台灣人國籍註記為「中國（Kina）」，以《歐洲人權公約》第8條內含的「身份認同權」為請求基礎，一路向奧斯陸地方法院提告、上訴到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，並在三級法院未開庭審理的情況下被駁回上訴後，將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議題，帶進歐洲人權法院尋求權利救濟。

舉例來說，在陳水扁時代，有很多要求華航改名的呼聲，但都沒有成功。然後這個努力的過程是有被歷史留存下來的。

」 挪威晚郵報以大篇幅報導在挪台灣人的正名運動｜Photo Credit: 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提供 在民主社會談正名，讓社會大眾共感是第一步 談國家正名，涉及主權問題，往往會被認為是國家的事情。然而，隨著中國極權主義快速擴張，歐盟態度開始轉向，更在2019年開始將中國視為「系統性對手」（systemic rival）。其中，由一群歐洲台灣留學生發起的「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」最令人印象深刻，深刻地感受到台灣民主世代的台灣青年，是多麼勇敢且迫切地，向世界、向自己宣告：我是台灣人。歐盟的態度轉變也讓自詡為「亞洲自由民主燈塔」的台灣，看見新的對話可能。

因此，想在民主國家推動正名，不論是以官方或民間的方式進行，人民意願是關鍵，也是第一步。」在挪威奧斯陸大學就讀人權碩士的運動發起人Joseph表示，這場訴訟是史上少數以人權挑戰國籍問題、從「個人經驗」出發的案例，並希望透過這個訴訟打破既有外交手段，累積由下而上的能量，讓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能被國際社會討論與理解。

談及中國因素在當前歐台關係的阻礙，參與同場座談會、曾任瑞典智庫「斯德哥爾摩自由世界論壇」（SFWF）助理研究員安斯特倫（Philip Anstrén Johan）則表示，「公民外交」或許能成為問題解方的一種：「中國因素是歐盟長期的議題，並非在短時間內能有巨幅的變化。」 今（2021）年7月底，比預期更早幾個月的時間，歐洲人權法院旋即以「顯然無任何根據（manifestly ill-founded）」拒絕受理此案

通常用在比較嚴重的患者。內痔結紮主要在處理出血症狀，但有些部分不易結紮，且常需要分多次處理。